明朝的灭亡与其的税收制度有多大关系？明朝灭
明朝的灭亡，其直接原因可追溯到财政危机。财政的困难导致了饥荒频发和战争经费的匮乏，进一步激发了民变和军事动乱，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覆灭。这一连串的事件，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财政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一个拥有广阔领土、丰富资源和庞大人口的国家，为何在赋税收入上显得如此捉襟见肘？
明朝，作为一个当时全球经济数一数二的大国，其财政状况在初期显得相当稳健。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对外战争以及灾荒赈济都能应对自如。然而到了明末，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经济繁荣、生产力高度发达，国家的财政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赋税收入从初期到末期，并未发生显著变化。那么，为何在人口增长、经济繁荣的财政困难却愈发严重呢？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
深入研究后发现，明朝的税收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税收过低，无论是农业税还是商业税，都远远低于其他历史时期。这些税收在长达250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增长，实际上还在不断减少。这种税收制度的僵化，使得国家在面对突发情况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无法有效应对。
更为令人费解的是，尽管税收已经如此低，但在明朝晚期，任何一次增税的行为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百姓对赋税的抱怨声此起彼伏，使得在面对财政危机时，束手无策。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何一个经济繁荣的朝代，其税收却如此之低？为何百姓对赋税的抱怨声在明朝晚期如此强烈？这背后隐藏的原因，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从黄仁宇先生的《十六世纪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明朝的税收制度存在根本性的问题。这种制度的僵化、落后，导致了税收的无法增长，使得国家在面临各种挑战时，无法有效应对。这种制度也使得百姓在面临赋税压力时，感到无法承受。对于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我们需要从税收制度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的进程，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明代的衰落，常常被人们归咎于统治者征收的赋税过重，导致民众不堪重负，最终引发反抗。这种观念在满清统治者的宣传、现代教科书以及某些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如果我们稍微深入了解明代的生产和财政情况，就不难发现，事情的真相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事实上，许多学者在批评明朝税收过重时，更多地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指责，关注揭示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非深入探讨税收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他们的描述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源于税收过重。这些困难更可能源于税收过低！
一、农业税低
王毓铨是“王朝周期循环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但从明代税率的角度来看，这一指责并不成立。
以17世纪早期的明朝为例，虽然加征了‘辽饷’和‘剿饷’，一年最多可达2100万两白银，但这并不意味着税收是民众的沉重负担。实际上，这些税收中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包括典铺税等。即使将所有税收都摊入土地，对于纳税人而言，负担虽然较重，但并非无法承受。
17世纪初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这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满清统治者沿用明代的税率，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王毓铨一直声言减税，但明代初期的财政记录并没有显示有减税措施。清朝的税收水平与明代接近，这一税率也就是王毓铨所声称的“榨干中国农业经济”的税率。
二、农业产量与税收
关于农业产量和税收的具体数字，李隆生对晚明农业总产值做出了估计。尽管他的估计可能偏低，但我们仍可以采用这些数据来揭示明代税收的真实情况。
明初的耕地面积约为8亿5000万亩，而到明代晚期，耕地面积可能达到11亿亩左右。农业总产量在明初是10亿2000万石左右，而晚明时期则至少达到13亿2000万石。与此明代的农业税收在明初为3227万8900石，而到明代中后期每年的计划收入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
通过这些数据计算得出的平均税率，无论是明代初期还是中后期，都远低于人们通常的认知。具体到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分成情况，《顺德县志》提供了详细的记录。佃农向地主交纳的税额仅占农作物总收成的很小一部分。尽管存在多种附加税，但整体的税收标准仍然相对较低。对于小田主而言，税收负担通常不到其粮食收成的5%，而对于中等田主来说，其负担则接近粮食收成的10%。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明代税收的真实情况。
探究明代农业税之真相
在深入解读明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农业税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尽管税额看似复杂多变，但大体上，税额在土地收入的3.5%左右徘徊。即便考虑到某些年份粮价下跌的影响，这一税率也未曾超过土地收入的6.12%。换句话说，即使将所有摊派考虑在内，同时面对粮价的波动，税率也仅在3%至6%之间波动，这样的税率并不显得过于沉重。
当我们对比顺德县与整个大明帝国其他地区的农业税率时，情况大体相似，但各地税率存在差异。杭州府的税率在6.7%至10.05%之间波动；山西汾州府的平均税率为8.3%；湖广安化县在17世纪中期的税率也有所变动。尽管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税额接近农业收入的20%，但这只是特定地区的特殊情况，并不具有普遍性。整体来看，明帝国田赋的平均水平似乎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即便考虑无偿应役和其他额外收入的因素，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这里存在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当我们以田赋收入与农业总产量进行比较时，农业税率似乎低于明代晚期，但当我们对各个地区进行逐一估算时，全国平均税率则可能在10%左右。这五倍的差异如何解释呢？这其中有几个关键因素。当我们计算税率时，使用的田赋收入只是基本税额，并未将其他摊派、地方驿站用度以及户部物料折银等计算在内。尤其是劳役折合的银子，据估算可能高达千万两白银左右。即使将这些都纳入考虑，农业税率最多也只能达到4%。那么剩下的6%究竟去了哪里呢？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价格波动对税收产生了影响。粮食价格在一年中的波动以及南北价格差距都是重要因素。在明代晚期，大部分粮食赋税被折合成银子交纳。由于农民需要卖出粮食以获得交纳赋税所需的银子，因此在每年征收赋税时，市场上的粮食供应增加导致粮价下跌。一旦税收期过去，市场上的粮食减少，价格便会回升。这种现象在明代经济史中有详细记载。在这一过程中并未获得任何额外收益。假设农民卖出一百石的粮食，即使粮价下跌，他们仍需按照低价卖粮以交税。这种情况不仅在一个地区存在，而是普遍存在于明代全国各地。南方的这种现象可能更为剧烈。
当收到那30两白银的税收时，恰逢粮价高涨，已经超过了正常水准。若用这些银两去购置粮食，会发现所购得的粮食远不及农民所缴纳的税收数量。设想一下，当粮价为每石0.5两白银时，那30两银子仅能购得60石的粮食。
农民不禁纳闷，自己所交的百石之税，到了手里怎么就只剩下60石了呢？这其中的40石好处又流向了哪里？答案显然指向那些精明的商人。正是他们利用粮价的时间差异，从中牟取了巨大的利益。
南北粮价的差异也造成了类似的情况。南方的粮价较低，而北方的粮价则较高。以南方为例，当粮价跌至每石米只有0.3两白银时，农民所交的税收虽然为百石粮食，但折合成银子后送到北京中央时，实际上只能购买约33石的粮食，这意味着中间损失了大约70%的粮食。假设一个地主的总收入为千石粮食，对于中央来说，他们实际收取的只是南方农民所交赋税的极小部分，而农民所交的赋税对他们而言则显得相对较重。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好处，再一次落入了商人的口袋。
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10%的估计，是基于《大明会典》以及各地方志的详细记载。这些记载只是理想状态，实际操作中是否能真正落实却存在很大的疑问。明朝晚期，农业上的逃税现象相当严重。例如，《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一现象。佃农常常拖欠租金和赋税，甚至一些大户人家也不办理纳税手续，将税收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漳蒲志》也揭示了某些地区存在的偷税漏税现象。一些豪户通过飞洒、诡寄、虚冒等手段逃避税收。这些手段中，“诡寄”和“虚冒”更为普遍，“飞洒”则相对较少应用。农民的负担远远低于官方规定的税率，估计可能只有大约6%。然而即便这个税率如此之低，在晚明时期依然难以足额征收。到了十六世纪后期，即使能够征收到的税收达到百分之八十也被认为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面对大量未征收的税款总额超过百万两的现实情况，《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了张居正掌权时期采取的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批评和争议。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那些长期拖欠赋税的人多为富户他们通过捐纳官身来免除体罚和拘捕导致州县官不得不向上级报告这一情况寻求解决方案这不仅对明朝晚期的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也对国家的税制造成了长期的损害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只能深深叹息并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类似的困境了。对于州县官员频繁上报的拖欠税收案例，除了揭示他们自身的无能，似乎并未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对于这种情况，有效的手段应当是追缴拖欠者的家产。在西方，这样的做法被广泛采用，然而在中国古代，受传统仁治观念的影响，这种措施很少得以实施。
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对人权的忽视。相反，至少在明朝时期，对于个人私有财产的尊重程度，实际上可能超过了西方。拖欠税赋的人们狡猾多变，他们通常只交纳部分税赋，承诺未来会补缴余额。长时间拖延后，再追缴欠税已经变得困难重重。对于这些逋赋者，单纯的惩罚措施如鞭打、关押效果有限。
为了应对累积的欠税问题，不得不采取蠲免措施。在明代后期，这种情况尤为常见。尽管这些措施可能在某些地区或特定情况下得到实施，但它们无疑也鼓励了拖欠行为。守法者按时纳税，却发现这些赋税被蠲免，而已经交上的赋税无法退还，这也使得下一次纳税变得没有动力。纳税人期望皇帝能慷慨蠲免逋赋，这也导致了拖欠税赋的行为逐渐蔓延。
考虑这些因素，显然明代实际的农业税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商业税的情况更是如此。尽管农业税的实际征收率或许有所保证，但商业税的征收情况却糟糕得多。在明代，商业税的征收被压低到了惊人的程度。从明朝建立之初，就规定了商税的征收标准——“三十而取一”，并且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实际情况是大量的商业税被逃避，偷税漏税的情况至少占据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使得用税率来衡量明代商业税的征收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明朝对商业和商人的保护体现在多个方面，除了定商税“三十税一”外，还规定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皆免税。还裁撤了大量的税课司局，使商税较元末大大简约。尽管有这些措施，商业税的征收情况仍然不理想。在万历早期，商业税收的总额非常小，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所能征收到的最大数额也十分有限。相对于如此广泛的征收范围，可以认为其征收水平实际上非常低。
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地区外，明朝其他地区的商业关税几乎没有。这进一步证明了明朝商业税征收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商业的发展受到了税收政策的制约，而这也反映了明朝在税收管理上的困境。尽管如此，明朝的商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这体现了明朝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针对国内商路的开辟已有相当规模，但征税设卡相对滞后，甚至江湖要津的设榷都难以充分实施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明代商业税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平衡。
在各地商税征收的不平衡方面，繁荣地区商业税反而较少。特别是在一些发达省份，如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商业水平和营业税额之间的脱节尤为明显。以山西汾阳县为例，1609年的商税高达6606两白银，相较之下，浙江金华县这一繁荣地区的商税征收却几乎停滞不前，1578年所列定额甚至不足7两。
从明代一些重要税收项目来看，工商业税之低下更是显而易见。以市舶税为例，其与私人海上贸易集团的收入相比，明代所收之税几乎微不足道。据记载，崇祯时期的郑芝龙集团每艘船只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而当时荷兰的贸易集团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即便郑芝龙集团成员，如户官郑泰，也富可敌国。
盐茶业作为唐宋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在明朝却成了获利极少的行业。以盐为例，户部尚书估计仅征收了两淮产盐总量的40%，其余大部分落入了贩卖私盐的商人手中。正盐价格缺乏竞争力，私盐市场根深蒂固。茶叶方面的收入更是少得可怜，尽管四川产茶量巨大，但征收的茶叶收入却微乎其微。其他省份的茶课更是名存实亡。偷税漏税现象相当普遍，从西方传教士的记载中可见一斑。
明代商业税收存在的问题和不平衡状况十分严重。投资不足和管理失误妨碍了专卖制度的有效利用。尽管资源丰富、具有发展潜力，但正税本身就低，偷税漏税现象普遍。许多偷税行为甚至是官员故意鼓励的结果。这种情况不仅阻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也使得无法有效调控市场和维护经济秩序。在十六世纪的沙市，邵经邦税课使司的改革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仅仅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全年的税收定额，接下来的时间里主要关注木商贸易往来，展现出对商业贸易的高度重视与独到见解。杨时乔在杭州的榷税制度更是赢得了人们的敬佩。他们不仅关注税收，更关心如何通过合理有效的制度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这一贡献使得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深入探讨他们的做法，我们发现税率的高低并非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在明初，税率定为三十分之一，看似不高，但真正落实收取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邵经邦和杨时乔的做法，实际上是将税率进一步降低，将原来的低税率再四等分或更长时间内收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让商人自行决定税额。这样的做法看似减少了的收入，但却极大地激发了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这种为工商业集团谋福利的做法，自然赢得了历史学家的赞扬。
这样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明朝早期的税课司局多达四百多个，但在十七世纪早期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原因在于税收不足以支撑机构的运转。以某个税课司为例，巡拦的俸粮工食费每年高达四百两以上，但实际征收的折钞银仅为一百一十两。显然，这样的收支不平衡使得许多税课司不得不关闭。与此明朝时期的税收相较于唐宋时期而言差距甚大。唐宋时期的税收主要依靠盐、茶等榷货收入，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反观明朝官员在阅读史书时才发现两淮地区的盐利就能达到惊人的数额。茶叶在唐朝尚未普及之时，税率已经极高，甚至实行专卖制度。这表明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盐茶和其他商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到了明朝时期这样的掠夺性税收已经难以想象了。尽管常规税收已经占据很大一部分比重但临时征收的税额更是不可小觑如肃宗时期征收的率贷等等这样的名为借取实为掠夺的做法激起了商人们的怨愤和反抗甚至出现商人自缢而死的惨状。尽管如此商税仍然持续增长成为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而非农业税也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到了南宋时期商税比重显著上升仅茶盐榷货一项就占据了近半数的财政收入。此外宋代货币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也主要得益于禁榷专卖收入的增加特别是盐酒等课利的增加。这一系列数据充分表明在古代中国商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非农业税的增长也反映了古代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变迁。总的来说这两位明朝官员的改革虽在当时引发争议和困难但却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古代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短期内的财政收入更在于为工商业发展铺平了道路为后世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宋代禁榷制度对财政的重要性被诸多宋人所强调。他们普遍认为，茶叶、食盐等专卖的商品为国家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这一制度在宋代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至南宋后期，其重要性更是无以复加。孙梦观和叶适等都曾明确指出，没有茶盐收入，国家将难以立足。
以宋代一贯钱相当于明代一两白银为例，仅仅盐、酒、茶三项，宋代的收入就相当于明代的三倍多。明朝的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远超宋朝，但在这三项上的财政收入却远不及宋代。大部分利润都被商人获取，这也凸显出明代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的事实。
明代的税收政策几乎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在不断减少。明朝的税收数量在建国初期就基本确定，以后很少变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洪武皇帝的财政政策，他确定了税收定额制度，并长期执行。即使在新垦田地的情况下，也宣布永不起科。无论耕地和人口如何变化，明代的税收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水平。
这一税收制度不仅局限于农业税，商业税也同样受到限制。明代税收定额制度的僵硬执行，使得税收与耕地面积和人口增长相脱离。即使人口增长，也很难直接转化为税收的增加，因为过剩人口往往成为流动人口，难以征税。地方管理者也不愿意如实上报人口增加，担心会引发税收调整。明代农业赋税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从明史中不难发现，明代农业税不增反降的现象是有其制度原因的。明代的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从商业和农业中获得的财政收入。这种固定的税收制度虽然保证了税收的稳定性，但也限制了国家财政的灵活性，使得明代在面对各种挑战时难以调整税收政策来应对。
宋代的禁榷制度对财政有着巨大的贡献，而明代的税收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通过对两个朝代的对比，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和经济发展。明朝的财税与社会治理观察
洪武二十六年，夏税与秋粮的数额展现了明朝初期的繁荣。从米麦、钱钞到绢的数量，无不体现出当时农业的丰收与经济的繁荣。永乐年间，本色税粮与丝钞等的数量更是达到了数千万石与数千万匹的高峰。在这一时期，国家富裕，仓库充实，米粟除输送京师外，地方仓廪亦大量积蓄。
当我们深入研究嘉靖至万历时期的税收数据时，发现农业税收在不断递减。相比洪武年间，麦与米的数量减少极为显著。尽管人口在增长，但税收并未相应增长，反而绝对数量有所减少，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现象。与此工商业税收也在降低，明朝似乎并不重视商业税。尽管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明初皇帝为了恢复流通经济而采取的策略，但商税降低的事实不容忽视。在整个明代，商税始终名存实亡。
到了明代晚期，增加赋税的阻力更是越来越大。阻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官集团对皇帝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基层的抵抗阻挠。文官集团对增加赋税的政策持续抱怨，甚至将其描绘为罪恶滔天、局势恶化的根源。那些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常常受到他们的攻击。皇帝在增加赋税时顶住了文官集团的大部分压力，但最终还是没有完全顶住。
基层的抵抗阻挠也可见一斑。各地拖欠赋税的情况极为严重，正税定额也从未完额交纳。这种情况表明，明朝的税收征纳有一个明确的最高限度，一旦收入的要求明显超过这个限度，将会导致整个财政体系的崩溃。明人笔记中多有明末农民因赋税沉重而抛弃土地、转为流民的记载，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赋税问题的重要性。
深入研究后，我们发现明朝并非传统描绘的那样专制、剥削严重。恰恰相反，明朝的税收相对较低，对社会管制也相对宽纵与无力。明朝的最大问题并非收的税太多，而是收的税太低；不是对社会控制太严密，而是恰恰因为对社会控制太无力。为了缩减开支，明代的官员数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少的水平上。
明朝的财税与社会治理有其独特之处。在深入研究后，我们对其传统描绘有了全新的认识。明朝的税制、社会治理及其困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与思考。在明朝的体制中，公务员的数量和分布呈现了一种独特的景象。可以推断，仅有大约30%的官员在府县衙门任职，这些人员散布在1138个县中，意味着即使在最大的县，有薪俸的职位也绝不会超过30个，小县的职位数量更是寥寥无几。这些有限的人力资源需要负责包括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工程和社会救济等全面的地方行政事务。明代的官员们肩负的任务远非轻松，除了履行大量的礼仪性职责，他们还面临着一个繁琐的文移之务，这在16世纪后期，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繁重的。
低税政策与官员数量的稀少，使得明朝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变得相当困难。许多本该由承担的职能被下放给社会基层单位自行处理。在朱元璋的时代，地方官员甚至被禁止亲自下乡。乡村实现了自治，选择了有经验的老者来承担教化村民的责任。皇帝的俭省政策使得预算与管理费用降到最低，军队需要自给自足生产粮食，村落则通过自治来减少的职能，以节约管理成本。
税收的不足使得明朝难以造福于民。即使是治理洪水这种本应展现大爱的行为，16世纪的明朝也显得力不从心。归有光对苏州府的水利灌溉事业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他批评的“节制”政策，认为仅仅周济水灾饥民是小恩小惠，而不通过增加税收来投资水利建设并非长久之计。
人员短缺、对实际情况了解不足、中层保障不力以及公共投入不足（这些都是低税政策的副作用），导致国家无法调动全部财力，只能控制部分资源。盐课、海关税、内陆关税、林木税以及矿银等无一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与人们印象中明代是专制社会、实施严密控制的观念相反，明朝实际上是一个尽可能压缩国家和职能的社会。从某种角度看，明朝的做法甚至符合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信条。
明朝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不受干涉，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也未曾受到的严格管制。在满清的压力下，明朝最终走向了灭亡。这是整个明朝人民的悲哀，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群体或事件的悲剧。这个庞大的帝国，在内外交困之下，未能成功应对挑战，最终走向了覆灭的边缘。在这个过程中，明朝的职能和角色无疑成为了后世历史学家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